1956年杨匡侯（四排左一）参加路桥镇手工业首次先进生产者会议合影（照相钟表社/摄）


当年的街心公园


1959年谢香云（右）与杨志国（前）摄于花园里照相馆桥头
 

　　在杨匡侯接近50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拍了多少张照片，或许用“数以万计”都无法完整地来形容。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照相用的器具逐一发生着变化。从原来的底片、胶卷演变成现在的数码。照片中所留下的曾经的小镇变成了现在的城市，翻天覆地，有了另一番模样。

　　杨匡侯在解放后离开了临海回到路桥，办起了照相馆。当时也遇到了一些小障碍，去审批时被告知“上头”有令，一律停止。幸运的是，杨匡侯最终申请了下来，而且当时的整个黄岩县就只有他一人获批。

　　照相馆成立之初，杨匡侯也经常去跑业务，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找上门来。正当生意越来越红火时，农业合作化高潮来临，他的照相馆和钟表社合在一起统称路桥照相钟表社，直到1956年，两个不同的行业才分开。不过无论如何都不影响杨匡侯拍照片。

　　不仔细看，看不出拍摄于1956年的“路桥镇手工业首次先进生产者会议全体合影”是由三张照片拼接在一起的。杨匡侯说，当时，照相社没有条件拥有大的底片，长长的队伍只能分三次进行拍摄，洗的时候再拼接在一起。这张照片是杨匡侯管理的照相钟表社所拍摄，但他本人也是先进生产者之一，合影之中也有他的身影。他说，如今这照片中的大部分人已经离世，或许连他们的晚辈也不曾见到这样的照片。

　　再稍晚些，照相馆除了小照相机外，也有了大的老式照相座机。老式照相座机所使用的是大的底片，类似于民国时期的留声机唱片，只是一种是圆形，一种是方形。操作的方式我只能根据他的描述简单陈述：老式照相机在照相时先把片盒抽出来，拍好后立即塞回去，然后拿到暗室里进行冲洗。

　　如今的街心公园虽然小却不乏热闹，而对于它的变化，杨匡侯的感受应该是最深的。当时他的照相馆就开在现在的街心公园上。那时，他把整个地方布置成了照相馆的外景，有小桥流水，有紧跟主旋律的毛泽东语录、红旗，还有专门的摄影园拱门等等。现在的街心公园完全没有留下当初的任何一点痕迹。

　　作为摄影师，杨匡侯是幸运的。因为职业的原因，他不仅为别人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也让自己有资源拍摄更多的照片。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遭遇了长时间的折磨、痛苦与挣扎。

　　这是一段不愿被许多人提及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即便现在似乎也没有要公开档案的迹象。对于“80后”的我来说，虽然看过一些资料，听过一些人的讲述，但是永远无法感同身受。只是，杨匡侯在讲述他的文革遭遇时，我认真聆听着，似乎看到曾经的场景，内心颤动，不忍提问更多。

　　杨匡侯开照相馆伊始，为了多找业务，跑到温岭石塘拍照片，在那里认识了松门的同行。后来这个人行贿，送给别人二两多的黄金，这个事情败露之后，无缘无故把罪名扣在了杨匡侯身上，当时派出所经过调查，查明了真相，确定并不是杨匡侯所为。杨匡侯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后来却给他惹来了更大的麻烦。

　　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些狂热的爪牙正是抓住了这点，硬是污蔑是他行贿，天天把他带到工商所批斗。路桥满大街上还都贴满了“隐蔽二十年的杨匡侯通匪”等大字报。杨匡侯一度非常绝望，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他说，如果不是他的妻子每天日夜守着他看着他，他早已离开了人世。到了文化大革命过去后，他才得以平反。

　　说起这段往事，杨匡侯的眼角有些湿润，我能感受到他的愤怒，他是遭受了怎样的一种非人待遇啊。欣慰的是，现在的生活给了他不少安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