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岁月推动着年轮，那人、那事、那物在脑海中逐渐模糊。在打开照片的那一刻，旧日尘封的记忆又逐渐清晰起来。我们通过一张张黑白或泛黄的老照片，听着长辈们娓娓道来的故事，感受城市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或许还会讶异于那个陌生的年代记忆。2007年区图书馆开始收集各类老照片，以发挥图书馆地方文献“抢救性”工作职能。即日起本栏目《年代记忆》通过对照片提供者的采访，寻觅历史印记。欢迎广大读者给本报或区图书馆提供老照片，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

　　翻看着杨匡侯提供给区图书馆的老照片时，我脑海里首先蹦出的是“这是个有故事的人”。今年86岁的杨匡侯退休前的正职是路桥照相馆的摄影师，同时他还是一名义务消防员，即便退休后仍然担任了很长时间的消防队长。

　　在我了解到的为数不多的关于四五十年代的婚礼习俗中，只有大户人家才有条件拍婚纱照，而且举办那种带点中西合璧或者完全西式的婚礼更为少见。所以，当我看到杨匡侯的结婚照时，以为他曾是家境富裕的公子哥。

　　事实却出乎我的意料，杨匡侯说，他小时候家里很穷（虽然在他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家境富裕，爷爷还是小学校长），所以十三四岁时，就出门远到临海一家照相钟表牙齿店当学徒，以减轻家庭负担。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交通自然是不发达的，临海对于路桥来说是个很远的外地。

　　那是个大户人家，在上海还开有钟表厂，在临海有三家连在一起的照相、钟表以及牙医店，分别由店老板的三个儿子管理。起初，杨匡侯是跟一位先生学习看牙齿，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没学多久，日本人便打到临海，杨匡侯为了躲避战争逃到了仙居。等风声稍微过去后，他就回了家。同样的没多久，先生觉得杨匡侯是个勤奋又老实的人，叫他再回店里工作，想学哪门手艺由他自己挑选。因为兴趣不在牙医上，再回到这家店时，杨匡侯选择了当钟表学徒，主要修理留声机里的机器。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对留声机的印象或许只停留在关于大上海的电视剧里。

　　由于年龄太小，杨匡侯怎么学都学不好修留声机，最后只好放弃，选择了照相。从学当牙医，到日本人炮火打到临海，再到学修钟表，最后选择照相，前后加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但是最后的选择却让杨匡侯和照相打上了交道，并成为其一生的事业。他认为，照相不像看牙齿那样，相对来说比较干净，而且自己也觉得有“味道”。

　　也正因为此，杨匡侯虽然家境不好，但凭着职业的优势，有机会拍到了中西合璧的婚礼。解放时，杨匡侯回到了路桥。随后向当时的黄岩县申请开照相馆，当时路桥就这一家照相馆。同时，他开始安家立业。

　　当我问他和妻子的结合，是经别人介绍的还是自由恋爱时，杨匡侯可爱地回答道：“那时候哪有自由恋爱，全是父母包办。”他在临海当学徒时，也有热心人士给他介绍临海姑娘，但他拒绝了。杨匡侯结婚的时候23岁，妻子19岁。在那个年代，23岁结婚已经算是晚婚了，许多人在满18周岁便领取了结婚证。

　　这个伴随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礼，在照片中定了格，成为了永恒，妻子也成了杨匡侯坚强的后盾（那已经是后话了）。杨匡侯穿起了西装，妻子打扮一新，穿起了旗袍，戴起了头花。这场庄重的婚礼除了伴郎、伴娘、主婚人、证婚人外，还有不少来宾，其中也包括了教会他手艺的先生。结婚当天，主婚人和证婚人还要摆桌子，一、二、三地罗列吉利的话语和规矩，再让新郎新娘行礼。这些弥足珍贵的结婚照见证着他们的相濡以沫。

　　现在，杨匡侯已是儿孙绕膝，四世同堂了，平日里过着休闲慢悠的生活。老伴去世后，女儿每天过来给他烧饭，陪他一起吃，无论是下雨天还是下雪天。他觉得太麻烦，所以去年开始，就自己做饭，想烧的时候烧一烧，不想烧就外面随便吃点，也乐得自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