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范国春（中）、王人良、薛在善在杭州合影


1955年6月，范国春（前排右一）在浙江省财政干校学习时学委会成员留念


1952年，范国春（前排右一）参加华东革大浙江分校学习时小组同志合影
 

 　　范国春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拿着喜报兴冲冲回家报告好消息，母亲却沉默了半晌，长叹口气：“现在都解放了，也不抽壮丁了，你还是留在家里种田吧……”后半句话被母亲咽回了肚里。范国春知道家里拿不出学费了，但他又不愿放弃求学梦想，两难之下，范国春回到学校，打算和老师同学作最后的告别。
　　班主任知道情况后，让他留校和老师同吃同住，一同开垦种地，自给自足，还积极帮他办理了入读高中的免费手续。
　　一天，班主任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台州师范招生，不仅学费全免还包伙食，还有助学金。老师鼓励范国春去试试。范国春一行3人去考试，结果全考上了。
　　范国春再一次鼓起勇气向母亲提上学，母亲这回的回答是：“你自己看看，哪还有钱供你读书。”“这是最后一次，家里有就给点路费，没有就算了，学校有助学金，以后生活我自己能解决。”说完这句，范国春进了里屋，他觉得心里憋屈，家人并不理解自己，而更多的是生自己的气，18岁还不能帮家里分担。“唯有认真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改善家里的境况。”那晚，范国春在床上辗转反侧，思虑良多。
　　报到那天范国春很早就起来了，整理了寥寥几件行李，棉被、布衣、木头脸盆……挑起担子就打算出门。母亲往他怀里塞了一个包袱，“娘烙的饼，带着路上吃，还有两块银圆，你拿着，有急用可以应付一下。”说着便递过来一个纸包，范国春接过纸包，心头沉甸甸的，他心知这是家里所有的积蓄。
　　1950年9月，范国春在台州师范开始了另一段读书生涯。在这里，他第一次拿到助学金，第一次穿上新衣，第一次感到自食其力的快乐……
　　但这段美好时光却被1951年的“土改”打断了。范国春参加了学生组织“海哗队”，四处宣传土改。他们到白水洋等山区给老百姓唱小曲、打快板、讲政策、反“五毒”。全国上下一片“反”声，读书做学问自然被抛在了角落。
　　经历了“五反”运动后，国家干部紧缺。1952年3月，国家号召学生“报名参干，让祖国来挑选”，范国春有幸成了学校选送的40名优秀生中的一员，戴上大红花，在欢送声中，坐上木炭车，来到了杭州灵隐——华东革命大学浙江分校。这是范国春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车，之所以叫“木炭车”是因为动力来源于木炭燃烧产生的热量，车子和现在的客车大小相似，能坐40人左右，车尾有个烧木炭的大炉子，一路冒着黑烟前进。车子途经天台的“卫士岭”（音）抛锚了，大伙下车砍了三根圆木垫在车下，你推我拉，这样才让车子爬上了山。
　　范国春被分编到了二十八班三组，参加集中政治学习。3个月后，“出师”的同学们被分派到浙江省的各个厅，范国春被分到省财政厅，进了财政干部培训班。自此，范国春由一名农家孩子转变成了一位国家干部，享受国家补贴，吃起了“皇粮”。
　　“12.5元”，这是范国春第一次拿到补贴的数目。他还清楚地记得拿到这笔补贴后，他就去裁缝铺做了一套深蓝色的中山装，穿在身上挺括又精神。那身中山装，范国春花掉了5元钱，余下的钱和旧衣服统统被他邮回了家。这身衣服范国春很是喜欢，一直穿了好多年，去照相馆拍照他特地换上这身，有同学朋友来玩，这更是见客的好衣服。在范国春珍藏至今的老照片中，常能见到这身衣服的影子。
　　后来，范国春被分配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会计科工作。1954年6月，他被调到黄岩税务局，两个月后又到了金清税务所，正式成为了一名税务专管员。此后，他便开始了与税收剪不断的半世情缘。
　　范国春的工作职责范围为卷桥、下梁、沙岙三个乡。当时税务并未规范，名目繁多，杀猪要缴杀猪税，种地有耕牛税，连家酿米酒都有酿酒税。老百姓对缴税有抵触情绪，百姓口中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银行干部是财神，税务干部是贼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税收工作的难度。
　　为开展工作，范国春花了不少心思，依靠乡镇干部了解民情，开展暗访；组织觉悟高的村民成立护税组，监督偷税漏税情况；自己更是亲力亲为，制作税务资料，通过开会的方式向护税组宣传国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政策，再通过乡民们的口口相传，扩大影响。
　　平日里，范国春笑称自己就是一个流动税收办公室，办公桌就是手中的公文包，办公室就是两条腿。农村讲究赶集，每月的“三八”集市、“一六”集市是他最为忙碌的时候，经常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忙碌到下午两三点才能歇口气吃个中饭，他严重的胃病就是这样落下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