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老街的张家虽然条件并不富裕，但养育的6个子女，个个聪明伶俐。老大是个读书的好料子，老二张泸生唱歌跳舞样样精通，而1942年出生的老三张崇生，更是个机灵能干的人，早早就成为了家里的好帮手。

　　当时只有八九岁还是个小不点的张崇生，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因为肩负着重任——陪大哥写生。那会儿路桥四面是田，一大早行人寥寥，而大哥也只是个10多岁的小毛孩，每天出门叫上张崇生给自己壮胆。兄弟俩一前一后走在田埂上，天边一抹朝霞如血，映在两张年轻朝气的脸上，这样的画面多年后依旧定格在张崇生的脑海里。

　　等到10多岁小学毕业，每天凌晨陪母亲走遍大半个路桥，收脏衣服回家清洗，成了张崇生的主要工作。那时母亲帮别人洗衣服贴补家用，一件一分钱。而架竹竿、管衣服防小偷、收衣服叠衣服，这些都是张崇生的活儿。那年月家家都不富裕，偷衣服的事时有发生，一件衣服能抵上好几个月的工钱，因此，“巡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家门前的空地上“万国旗”迎风飘舞，小张崇生找个角落蹲坐着，一有人影接近就开始紧张，“嗨！干嘛的？”他提高声调大声喊，有几次还能唬住人，有几次蟊贼走近了扯下衣服就跑，张崇生个子小跑不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几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心里那个懊恼。

　　后来，张崇生去铁店卖过苦力，站在火炉边拉风箱，一天要干八九个小时，能赚2角5分钱。当时大米9分一斤，猪肉6角5分一斤，这样看来，工资并不算低，只是这份工作真的很辛苦，火星四溅，在皮肤上砸出一个个小坑，高温烘烤，挥汗如雨，张崇生都咬牙坚持了下来。

　　1958年前后，国家大办农业，号召年轻人“上山下海”。张崇生也积极响应，到路桥第二高级农业合作社当“新农民”，被分配到了七队。

　　“做农民虽然辛苦点，但只要肯干就能拿高工分。”打听到能有1元/工的工资后，张崇生干劲十足，他盘算着只要肯吃苦就能多赚点钱，改善家里的条件。因此，脏活累活他从不发憷，总是抢在前面，只是农活也是个技术活，光有蛮力和热情还不够，当时他只能做到3分/工，和预想的差太多。其实还有个工种，叫“机动部队”，哪有活儿就叫上一帮劳力，不讲究技术，只要肯吃苦就成。张崇生报了名。当时正在筹建长潭水库，工程时间紧迫，大家日夜兼程，挑泥筑坝，当时张崇生只有1米5多的个头，担起满满一担近百斤的湿土跑得飞快，他心里盘算着，1分钱1担，100担能凑齐1元钱，能买上好多肉了。

　　工地工作很艰苦，很多成人都吃不消，但十六七岁的张崇生硬是咬牙扛下，由于表现突出还被评为“双抢英雄”。从长潭水库到秀岭水库，再到三甲晒盐挑土。那一年，张崇生跟着队伍跑了不少地方，住农家吃干粮，一年辛苦到头，只拿了9元钱。而实际上，他的账本上密密地划着100个工分。“工资和咱们今年的收成挂钩，你们知道的，由于天灾，今年的收成很不好，稻子死了一大半，公社里实在拿不出钱了，大家要共同为国家分担啊。”公社书记的一番话，让大伙的心都凉了下来，“罢了罢了，国家有困难，个人还能怎样呢。”而实际上，“天灾”的原因大伙心里清楚，“大跃进”求高产，稻子种得密不透风，荭（方言）死的。

　　再后来，全国上下号召大炼钢铁，每个县都成立了耐火砖厂，生产耐火砖，用来打造炼钢炉。张崇生参与了半年，但工资也少得可怜。

　　1959年，又掀起了“大办工业”的浪潮，张崇生报名参加了龙泉县林业局，支援造路工程。当时林业局的领导全是部队转业干部，人员管理也是部队模式。先是一个月的集训，4000人的队伍白天砍树、砸石块，晚上就栖身在破庙或茅草棚里，吃的是“巃（方言）原米”（是用树磨把稻谷最外面的壳磨掉，保留米皮，尽可能让入口的粮食多一些，但是难以消化）和自己种的蔬菜。这样的生活，对张崇生来说已经很不错了。他拿出在工地干活的劲，拼了死命地干活，“多赚工分多拿钱，改变家里的困境”，他的想法很简单。

　　“听说我们集训后会被分配到农场，分十个地方。”“哎，哪个地方条件好些……”“惊天大新闻，听说要从咱们中挑个通讯员，跟在领导身边，那可是个美差……”“你说会是谁啊？会不会是哪个领导的小孩？”集训快满一个月的时候，大伙都在传，领导打算从4000个新人中挑一个留在总部，张崇生只是听听，没有放在心上，他心想自己一没背景二没后台，这种好事不会落到自己头上。

　　悬念一直留到了分配前一晚，那日，大伙已经入睡了，一盏煤油灯由远及近亮到了张崇生他们队伍休息的破庙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