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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宗仪纪录历史名谣

更新时间:2013-10-18 文章来源:路桥图书馆

元在灭宋的过程中,遭到汉人的强烈抵抗。元人取得政权后,为了防止汉人造反,据有城池,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拆除全国城市的城墙。又怕汉人在造反中使用刀具,规定每十户人家才准许用一把菜刀,而且还用铁链锁在屋柱或井圈上。接着,又把全国人划分为四等。元人(蒙古人)当然是第一等;接下来是色目人,也就是北方的各民族,如辽人、金人、维吾尔人等。这二类人组成元政权的上层统治者。接下来是汉人,不得当大官主官。最末的是南人(即江南的汉人),则连做小官的机会都很少。

这样一来,元朝统治者自以为政权万无一失了,于是得意忘形,尽想些无聊作乐的事。如遇见汉人、南人结婚,如果新娘子漂亮,被元人官吏看中,他就会来把新娘子从新婚之夜带走,占有数天,直至玩够了,才放回,名之曰“初夜权”。你看,这样的事,百姓能不气愤吗?

元朝的恶劣统治,当然遭到百姓的反抗。自元世祖当上中国皇帝的第一天起,人民的反抗一直不断。这样,经过了七十来年,到了元朝最末一个皇帝妥欢帖木儿上台后,造反频率更高了。

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当了8年皇帝后,觉得自己的统治不顺,于是再次改元,称为“至正”。

至正期间,顺帝更加昏庸,在贴身大臣及番僧的引诱下,终日过着荒淫生活。皇帝这样,州县贪官污吏就肆无忌惮了,他们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地方上的豪强乘机与官吏勾结,他们横行霸道,敲诈勒索。百姓有冤无处告状,因为官吏是非曲直不分。就这样,从至正元年到五年,每年都有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这些起义主要分布在南方,如湖南、两广、四川、云贵等地。到了至正六年,中原和辽阳也有起义了。到至正七年,两淮也发生起义,影响到元廷的动脉——粮食漕运。但是这个起义规模小,旋起旋灭,对元廷的政权影响不大。

对于台州来说,形势也同样严峻。至正初,黄岩李大翁聚众造反,出入海岛,杀使者;接下来路桥的蔡乱头也造反了。他们劫夺漕运舟,杀使者,元廷派兵讨伐,一时不能下。

郡县无法覆命,便胡乱拷打囚禁不相干老百姓,当作自己讨伐的功劳。还悬赏互相告密,构陷成狱,乘机大捞一把。

在这样的情况下,方国珍怨家告国珍通寇。官府派巡检来逮捕方国珍,逼得方国珍与兄国璋、弟国瑛、国珉逃亡入海,举旗造反。黄岩东南乡百姓纷纷响应,旬月间聚众数千。元廷派兵剿方国珍,带兵的将军,甚至想到要屠尽沿海居民。幸亏举子潘伯修挺身而出,冒死率父老至军前力争得免。

你看,元廷是这样对待老百姓的。老百姓的日子还能过下去吗?因此,在方国珍的起义地——路桥洋屿地方,首先出现了一首民谣: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这首民谣传播得很快,一下子传遍了黄岩的东南乡,传遍了台州,甚至传遍温州、处州和整个浙江。受到长期压迫的老百姓,听到这首民谣,知道自己的造反理直气壮,不再犹豫顾虑,纷纷地加入到反元的队伍中。

比方国珍小十岁的陶宗仪是路桥下陶人,离方家只有二三公里路。方国珍起义后,台州战事不断,他无法回家,只好停留在松江,入赘费雄家。他立志研究学问,前后两次拒绝做元朝的官。他清楚地看清元廷统治的黑暗,十分同情农民起义,于是他辑录下了这首民谣,把它定名为《台、温、处树旗谣》,收入《耕录录》中。“树旗”者何也,是举旗造反也。

陶宗仪所录的这首民谣,是中国十大历史名谣之一。陶宗仪所作的贡献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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