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宝书开发“殿前绢”

更新时间：2013-10-18　文章来源：路桥图书馆

解放前的洋屿殿一带，盛产拷绢。拷绢的鼎盛时期，至少要追溯到道光、咸丰（1821—1861）年间。每逢横街、洋屿殿市日，本地织户、外地行商与本地小贩，均到集市购销。街面上，只见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挨挨挤挤，喧哗不已。行贩们沿街看货收买，将购来的白绢、拷绢、土布成批运往温州，再出口至东南亚各国。织户们卖掉绢后，再到行中购买生丝或蚕茧，回来再织成绢。造成洋屿、横街一带纺织业如此发达的局面，不得不说一个带头人，他就是洋屿殿人罗宝书。

罗宝书少时候跟随父亲种田，农闲时也帮母亲织布，眼见得全年辛苦，挣不了几个钱，而自己年龄一年一年在增大，连娶媳妇的钱都挣不到。其时长兄罗彤臣已在经商，几年下去，有了一点基础，于是就带弟弟一起贩运毡帽，此时宝书已经20岁了。

宝书跟随兄长贩帽北上，很快地熟悉了生意门道。他是一个勤劳细心的人，在贩帽期间，留心浙北民生民情，他见杭州、绍兴织纺绸织绢获利甚丰，就对兄长说：“大哥，我看织绢要比织帽得利多，贩绢也比贩帽利润高。我看，我们能不能改一下行业？”

彤臣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洋屿只有草帽、土纱、土布，没有绢；如果我们到到绍兴进货，到杭州卖，长年在外，家庭无法照顾。我看不行吧。”

宝书说：“我的意思不是要离开家。我想把织绢的技术引进到洋屿，这样，我们可以不离开家，照样能织绢贩娟。”

彤臣说：“可是我们洋屿没有人能织绢呀。”

宝书说：“现在草帽生意不忙，你先回去，我想留下来一段时间，学习织绢的技艺。”

彤臣知道，他这个弟弟干什么像什么，如果他想干什么，你不叫他干，还不容易呢。于是当即就同意了。宝书就在绍兴的一户人家学起织绢的技术。

由于以前有织布的基础，宝书学起来非常快。不到一个月，就把织绢的全部工艺都掌握了。回来时，他从绍兴带来一些另件，又从嵊县购得土丝，并把家里的织布机改造成织绢机，开始织起绢来。

由于宝书在洋屿当地人缘极好，大家都想知道织绢是怎么一会事。宝书说：“现在不忙，等我把这批绢卖掉，看看有无利润，大家想学也不迟。”

果然，宝书兄弟再次到杭、绍，他把所织的绢全部卖掉，通过计算，确实织绢比织布强多了。

这次回来后，宝书就开始向洋屿一带妇女传授技术，改传统织布为织绢。亲戚乡里想改机的，宝书都亲自去指导改装。有买不到丝的，宝书就垫给他们丝，等卖了绢再结算。经过七八年努力，于是织绢大盛。

这个时期，黄岩县东南乡一带数十里，妇女几乎没有不会纺纱织布的，家家织绢机轧轧，年产三四十万丈（约6000匹）。每当秋夜鸡鸣蝉声消失时，女人们围坐在道地里纺纱料丝，点着用芯草的菜油灯，织声代替蝉声，就这样夜以继日地操劳。那时姑娘出嫁时，绢机也是陪嫁品。殿前有一大村，以姓张为主，由于村民大都从事拷绢业，这个村就叫“拷张”。

宝书除了教洋屿妇女织外，并不垄断行业。他知道，一个地方发展一个行业，需要众人的努力，靠他一个人是不行的，因此他还鼓励其他人一道经销。黄岩东南乡桑树不多，蚕丝生产远不能满足织绢需要，每年新春开始，行贩就到湖州、临平、平湖等地购买大批蚕丝或蚕茧，供各户织绢之用。洋屿殿的西南，有一向西的大村，叫向西陈，村里有一巨富，叫陈曼卿，在温州五马街开设协泰商行，销售拷绢与土布。由于丝绢手工业逐渐发达，陈在温州除设立协泰商行外，陆续增设协茂、协义、协顺等共五家，可见当时丝绸业之盛况。另一个营销者叫罗存霖，“殿前绢”名列“台绢”之首，与他的营销和鼓吹也分不开。

拷绢宽度一般为2市尺，长度为6至10丈，每市尺可卖3角左右，织得快的，每昼夜可织一丈绢，每月可挣五、六元，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有余。妇女调丝、织绢，商贩们收买白绢，送到拷场拷染。拷绢的方法，用大缸贮水，将“拷树”的皮和叶酿成糊状，然后将白绢浸入，加工后成了黑色的拷绢。

由于“殿前绢”坚润胜于纺绸，绢面光滑，质硬挺刮，为夏暑避热之上品。拷绢穿在身上，既不沾汗，又能透风，十分凉快，而且牢固耐穿，不易损坏，真是男女老幼皆宜。当时不论行商坐贩，比较富实的人，尽穿拷绢衫裤。

罗宝书由拷绢成为洋屿富家，黄岩县府援例赐为国子生。罗宝书孝母敬兄，治家甚严。一日，家人聚观花鼓戏，见罗回家，纷纷进屋，罗斥演戏伤风败俗，手执木棍驱赶。清咸丰元年（1851）卒，终年43岁。

但到清末，洋布大量入口，东南乡人民的拷绢、土布逐渐衰落，协字号的五家温州商行，都先后倒闭。但一百多年来织绢一直是东南一带妇女主要手工业。民国中期有1万余户，1.2万余人，盛时年产5万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