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5岁高龄的郑真杭，精神矍铄、双目有神、大脑清晰，讲起往事来，对于重要的时间节点依然记忆犹新。他当过铜店的学徒，做过10多年的民警，后来从新桥区工商所副所长的职位上退休。

　　时间回到1947年。这一年，郑真杭在路桥老街的吕大源铜店做学徒。原本在家干干农活、牵牵牛的他，觉得自己长大了，应该学一门手艺。当时，整个路桥的手工业已经很发达，不少人在各行各业中都当起了学徒。“愿意做学徒吗？”“愿意！”就这么简单的一次对话，经人介绍，郑真杭开始了自己的学徒生涯。

　　三年半的学徒还没当满，1949年五月初四，路桥就解放了。老百姓们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好，对工人、劳动人民都好，所以很是拥戴。没过多久，居委会成立了，工会成立了，纠察队也成立了，工人成了主力军。不过此时的郑真杭依旧在铜店上班，一边上班，一边去居委会或工会开会。因为工人的地位提高了，经常开会也不像当学徒时会受到各种管束。  

　　两年后，也就是1951年12月，郑真杭参加了路桥镇土地改革队，打土豪、分田地，惩处土匪、恶霸，消灭地主阶级。土改工作首先从农村铺展开来，继而包围城镇。土改期间，土改队长的权利非常大，如果碰到反抗的人，队长可以直接决定是否枪毙，没有审判，宪法制定后，一切才按照法律程序来。

　　一个地方总有一个地主恶霸，他们手握政权时，才会霸占一方，这些人不是坐牢，就是被枪毙。郑真杭说，原来的国民党政府是为地主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是为劳动人民服务，他们保护的是地主、富农，而新政权成立后，农民翻身做主人，这势必存在斗争。这场声势浩大、翻天覆地的土改虽然后来有言论直指过于左倾，但无论如何，在当时至少使得各个农民都分到了应有的土地，拥有了自身的财产。

　　土改完成后，郑真杭被分配到路桥派出所，当了一名人民警察。那时候的人民警察跟现在是有很大区别的，郑真杭主要做的工作是“查户口”。解放初期，社会非常平稳，几乎不会发生小偷小摸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纠纷。因为那时候如果做了坏事，无论多小都要被处罚，加上打击官僚地主后，“光头百姓”都比较害怕，不敢轻易“造次”。

　　派出所的工作就是要接触群众。郑真杭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起来，先学习政策法规，再汇报前一天所做的工作，然后再到群众家走访，晚上回来后还要再开会，就这么循环往复。而每天早出晚归，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调查每家每户有多少人，具体住在哪里，从事什么工作等。一旦发生问题，得说出这个人的具体情况。每天汇报工作时，领导要抽查，在他指出一个人时，民警们就得把这个人所有情况汇报清楚。

　　“我们每个人分管一个或者两个村，主要看个人的记忆力和工作能力。”郑真杭说，“我那时候管了三个村，分别是田洋、田王和德镇村。现在民警工作方便很多，通讯发达，许多事情通过电话就能解决。当时，我们需要每天下去做工作，得把他们的所有资料记在大脑里。”

　　一年后，郑真杭被调往黄岩城关派出所，又过了一年，路桥机场投入使用，他被调往机场派出所。虽是机场派出所，但要做的工作跟先前也无异，管的是机场周边的老百姓，只是多增加了一项责任——保护机场。再后来，他从机场派出所调往黄岩澄江区公安任特派员，管社会治安。特派员要比民警高一个级别，当时整个澄江区就他一个人负责，工作量非常大，身上的压力大了，责任感也更强了。不过，这些都没有难倒他，该做的工作同样做得有声有色。

　　十几年来的民警生涯，郑真杭呆过不少地方，除了正常调动外，还有因为郑真杭自身表现突出而调动。在他看来，民警工作没有什么难度，也不辛苦，即便有时候身负重压。对他来说，有事情做就是好的，就像他当年当学徒时，巴不得把不会的都学会，具有很强烈的学习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