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矿厂，刘建中还向记者讲述了一段在公开场合看不到的历史。那时候，铜川矿务局共有八个矿厂，王石凹煤矿是其中之一，它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点工程，矿井也是我国西北地区第一座最大的机械化竖井。

　　1953-1957年，是我国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了以“156项”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王石凹矿井是106项民用企业在西部地区建设的21个项目之一。最初，矿井由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提出设计方案，命名为王石凹友谊煤矿，年设计能力120万吨。结果苏联政府在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期间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合同，这直接导致矿务局非常被动。

　　而苏联专家要撤走的那一天正好是王石凹煤矿举行动工仪式，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陕西日报等媒体都集聚到了这里，计划对这历史性时刻进行报道。然而，由于苏联专家的撤走，组织上要求停止宣传报道，到场的记者们只能干坐着。后来，北京煤炭设计院重新研究设计，规格和苏联专家设计的一样，年产120万吨，是井上井下400台电话指挥生产的大型矿井。再后来，王石凹煤矿被命名为反修（即反对修正主义）煤矿，直至1972年恢复为王石凹煤矿这一矿名。

　　在陕西生活工作的这么多年中，刘建中留下了太多回忆，摄影便是他去陕西工作后培养出的兴趣爱好。此前，他并没摸过相机，不过天生好学爱钻研的他，买来了专业书籍，常常研究如何拍到更好的照片。在实践过程中，还积累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摄影知识和技巧。

　　当时，拍照、冲胶卷、洗照片都是刘建中自己完成，他还自己做了相片的放大机。事实上，矿上本身就有一台放大机，刘建中萌生再做一个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要给优秀的煤矿工人拍照宣传表彰，一方面也是想好好地给他们进行宣传，而原有的一台放大机还不够用。由于刘建中在休息日时，也义务下井参加劳动，所以对奋斗在生产第一线煤矿工人的艰苦深有感触。他说，煤矿工人是个伟大的群体，他们默默工作，一天到晚呆在井底，中饭也得在井下解决。因为不能用火，所以他们吃的饭都是冷的，喝的水也是冷的。从矿井出来时，衣服脏得无法形容，脸比黑人还黑，只有洗完澡后，才像个人。所以，在国家提倡对先进工人进行宣传表彰时，刘建中想把他们的形象突出出来，还能鼓舞“士气”。

　　刘建中自制的放大机，取材于生活中的用品。机体用的是铝制的热水瓶外壳，固定机体的支架用的是学校化学实验室的支架，镜头用的是照相机的镜头（那时候照相机的镜头不像现在的单反相机可以拆，是用螺丝固定住的，如果拆不好就会影响拍照质量，刘建中因为熟稔，所以每次使用时都没有出过差错）。而灯泡和集光镜置于机体内部，底板位于镜头上面。这样，一台土放大机就完成了。

　　由于精通摄影，刘建中还帮忙矿区的保卫科破案。一次，有人发现在矿区某一厕所墙上写有反动标语，保卫科想把标语拍下来，当做破案的线索送到公安局。不过，由于字是写在砖头上，又特别的小，砖头也非常脏，正常的黑白相机至少得距离所拍对象1.2米，镜头才能看得清，所以普通相机无法应付。保卫科找到刘建中后，他让保卫人员把那块砖头从墙上抠下来，拿到办公室。砖头四周用粉笔盒围起来，用胶布把漏光的粘严实；后部抠出一块四四方方的孔，把毛玻璃放进去，把底片剪出来粘到毛玻璃上，几次调整焦距，直至对准，再用黑布裹起来。开拍之前把房间内的灯全部关掉，不留光线。开拍时，“一二三”打开电灯。其实开灯很讲究，没有把握好，照片就会拍模糊，刘建中也是实验了好多次，最后才拍出清晰的照片。他笑着说，自己制作的东西都是土东西，都来自生活。

　　1974年，刘建中妻子徐美娇去西安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非常不适应。于是，刘建中申请调回，来到洪家中学教语文，不过他也没放弃摄影，自己还专门买了台相机。除了是名语文老师，他也算称得上摄影老师了。当时供销社里一位卖书的职员的女儿想学习摄影，以在雁荡山给游客拍照来谋生。那个职员说女儿平时随便拍拍的时候都拍得不错，但是给别人拍时，拍出来的人脸就变成了“麻子”，至于原因，一直不得其解。刘建中听后，让姑娘把底片拿来给他看，发现原来是冲洗照片这一流程出了问题。姑娘冲照片时药水温度过高，导致底片膨胀皱起来，所以照片出来后脸部不清晰。

　　刘建中说，洗照片时，药水最好是冷的，而对水温度的把握最好使用温度计来测量。如果照片洗出来糊了，是因为相纸没有配好。洗照片时对相纸识别要求非常高，在任何书里，这块内容都是偏难的，识别相纸识别的好，照片就容易好。而刘建中之所以这么了解，除了书上看来的基本理论知识外，主要靠的还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