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浩劫，国家遭受损失，人民深受其害，全国上下无一不被波及。而许多事情在现在看来甚至是滑稽可笑的。刘建中向记者讲述了铜川矿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令他记忆深刻的几件事。

　　在文革档案逐渐解禁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那个不堪回首的事件的史料及图片，其中戴高帽子游行，是文革期间各造反组织对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肯交代问题的一种处罚。高帽子由几张报纸卷制而成，上尖下大，形如喇叭筒，高度约50厘米。

　　1967年的某一天，铜川矿务局第三矿职工子弟中学教室里开着“批判大会”。校长王有德因超出限令交代的时间，被游街示众。他头戴高帽，脖子上挂着一块写有王有德名字并在上面打了一个大“X”的牌子，手里提着一面锣。一边走，一边“当当当”地敲着，嘴里说着：“我叫王有德，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罪该万死。”次日，游街扩大到矿区各部门。第三天，规模更大了，高帽子也升了级，由钢筋焊接成的钢制高帽子代替了纸质的高帽子。当川流不息的游街队伍汇集到矿部广场时，戴着高帽子的人被赶上露天戏台。除了所谓的“走资派”外，还有所谓的“牛鬼蛇神”，共有20多人。

　　人群中不少人站在台前振臂高呼“将某某揪出来”。奇怪的是，被揪者毫无反抗地被戴上高帽子，乖乖地走上戏台，低下了头。后来高呼者越来越多，被戴高帽者也越来越多，戏台上一片混乱。这厢张三尚未喊完“将某某揪出来”，却已经被背后的李四套上了高帽子。张三再经人向前一推，也乖乖地跻身于所谓的“牛鬼蛇神”行列，低下了头。台下站着数百名围观群众，一看形势不对，生怕殃及自己，便纷纷逃跑了。顷刻间，广场上的人逃得个精光，只有被戴高帽子的人还站在那里。不过，他们的脸色开始变了，变得轻松些了。戴高帽子游街，不仅第三煤矿如此，铜川矿务局的另外七个矿井也如此。

　　紧接着，刘建中向记者讲述了第二个故事。有个工人师傅叫杜建德，宿舍里放有一尊毛主席石膏像。由于时间长久，积了些灰尘，他就用湿毛巾拿来擦，不曾想，灰尘越擦粘得越深，怎么也擦不掉。杜建德想，或许用刀轻轻刮能刮掉灰尘。可是哪里知道，这一下却闯了大祸，他不小心将石膏像上毛主席的鼻子刮掉了。结果被戴上了高帽子，胸前挂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木牌，像王有德那样敲着锣，边走边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该万死”，在前拉后推的人群中不时地受到铁拳的猛击，伤得第二天直不起腰来。

　　刘建中在矿区中学任教期间，学校里有一台教学用的手摇唱机坏了，他去西安取修好的唱机时，碰见了在王石凹煤矿职工医院当医生的郭昱，于是便和他一起去王石凹煤矿。郭昱到矿区广播室借了唱片，在他家听歌曲，一起听歌的还有郭昱的同事。歌声引来了一群孩子，由于太吵闹，郭昱让他们都出去，闩上了门栓。文革时，这位同事检举郭昱“有电台，闭门给台湾发电报”，于是，郭昱被关进了“牛棚”（指被审查、交代的地方）。直到刘建中赶赴王石凹煤矿说清情况后，郭昱才免受“牛棚”之苦，但出来时脖子上长满了神经性皮炎。

　　“我经历过多次整治运动，很幸运没被殃及，但也有一石激起的小浪花。”刘建中回忆，那是文革清理资产阶级队伍运动（下简称清队运动）。当时，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刘建中手里有香港粮票，有里通外国（此时香港未回归）之嫌。那时的清队运动，集中住宿、集中开会、集中就餐。按规定，在小组会上每个人需将自己在大字报上所揭的问题交代清楚。刘建中在小组会上陈述了情况：那是他探亲回家，途经上海吃饭后剩下的上海粮票，因为看着精美，就压在了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面。“心中无冷热，不怕吃西瓜”，刘建中这么想着，于是在交代情况期间反问：“党和政府为了让大家都有饭吃，实行了计划供应，才有了粮票，并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关怀。香港有无粮票我不知道，但我想，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能有粮票吗？”大家顿时明白，哗然大笑，连连点头说：“是啊，能有粮票吗！”

　　就这样，刘建中“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