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在地方国营路桥铜铁厂石浜厂区留影（二排右二为梁栋钰）

1969年冬，摄于照相社的花园（二排左一为梁栋钰）

1954年梁栋钰(后排右二)岗位调动时留影
 

　　□本报记者 项 懿

　　1958年至1960年间的“大跃进”对于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可谓是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建设上盲目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口号，大炼钢铁就是其中之一，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搞土高炉土法炼钢，这让亲身经历的梁栋钰感叹，怎一个苦字了得。

　　梁栋钰结束农村工作组工作后，回到供销社当了文秘。有一天，当时的一位副镇长找上他，跟他说：“梁，你去炼钢铁吧。”

　　“这个我不懂啊！”

　　“没问题的，你明天把行李收拾好，去杭州半山钢铁厂参观学习下炼钢技术。”

　　就这样，梁栋钰和机械厂的一位技术人员一起带领30余名由复员军人、农村积极分子等组成的队伍前往杭州，向驻在杭州的黄岩县委副书记吕众义报到，随后就开始一个礼拜的参观学习。短时间内的学习无法很好掌握炼钢铁的技术，回来前，他们在杭州的新华书店扛了一堆关于炼钢铁的书。

　　梁栋钰回忆，自己之所以被抽调去办钢铁厂，是因为1954年左右，他被抽调去做农村水利建设工作，曾经用从土匪那缴获的水泵抽水，用于农田灌溉，这对于向来用人力抽水的农民来说，甭提有多高兴了。所以，他对农业机器设备有一定了解。

　　回来后，挖地皮的挖地皮，建厂房的建厂房，造钢炉的造钢炉……各司其职，干得热火朝天。而梁栋钰作为钢铁厂供销设备组负责人也开始用所学的知识，指导工人工作。钢铁厂最早的选址在石棋盘山靠近南官河边，因为部队油库在附近，车辆进出都要经过此地，一旦钢铁厂炼钢时火星溅出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厂址最终往石浜山脚推进。

　　按要求，炼钢厂需建造1立方米、3立方米和8立方米的锅炉，事实上要造规模这么大的炉，需要用到不少材料，群众只好把自家的墙拆掉，再把砖头拿去垒钢炉。开炼后，部队还专门拨了五六辆车并配了司机支持炼钢铁。当时台州地区焦炭厂在三门，焦炭不够时，车辆就会前往三门运货，无论是半夜还是凌晨一二点钟，只要车辆要去运焦炭，梁栋钰就必须安排人员或自己随车前往，去时带上2只热水瓶和3大袋饼干充饥。在车子不好、路况不佳的情况下，连夜坐车赶路，劳累程度可想而知。唯一令人安慰的是，大跃进时期也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很多人没饭吃，而钢铁厂的职工不必为了吃不饱饭而发愁，因为大办钢铁是当时中央的首要任务。路桥钢铁厂人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七八百人。

　　不过令人紧张的是，钢铁厂每天每夜都要向县委上报炼钢铁的量，如果没炼出来又说不出个理由来，就会被“拔白旗”（指干部被撤职，去参加劳动）。在这种高压态势下，上到领导干部、下到普通员工，人人自危，铆足干劲，不敢离岗一步。梁栋钰的爱人在生小孩子，他也是第二天因熟人告知，才请假匆匆赶回家的。

　　然而，由于技术、设备落后，只是炼出了大量的废铁，由供销社收购，最终都拿来填河塘了，造成极大的浪费。这场运动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还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1961年，党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钢铁厂也随之解散，有些员工被遣散回家，有些去了工厂或单位。梁栋钰做扫尾工作，最终结算起来办这个钢铁厂亏了近30万元，这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