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有珍1979年摄于路桥

 
应有珍弟弟妹妹摄于1963年4月


1978年冬应有珍摄于自家院子


应有珍与丈夫1982摄于杭州西湖
 

　　□本报记者 梁亦慰

　　1958年，应有珍出生于路桥石曲村一个和谐团结的大家庭，健康成长着。1966年，到了她上小学的年纪，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对于那时的课堂，应有珍印象深刻。“到了第二学期，我们所有课程都变成毛主席语录了，那是一本黄颜色，16开大小的书。”应有珍说，除了上课，自己还曾作为红小兵，背着绿色军包、拿着红缨枪到田间地头向劳作的农民表演传达毛主席语录。到了五年级，学校才重新开设了语文、数学等简单课程。浪费太多时间，学了小部分知识的小学成了应有珍心中的遗憾。

　　小学毕业后，应有珍于1970年进入路桥中学上初中。那时，学校的饭菜素的才2分钱，带荤的菜是5分钱，应有珍每个星期的生活费是5角钱，算得上宽裕。在中学就读时，一次野营成了应有珍难忘的记忆。“野营就是徒步行走，从路桥出发走到雁荡山，要翻过两座山，不准坐车。”到了出发那天，应有珍的同学们每人都背着大包。路途遥远，部分同学走出了满脚的水泡，只能含着眼泪用针一颗颗刺破，继续走。“我当时很高兴，平时运动得多，也不觉得太苦。”应有珍跟着队伍，花了一天时间到达了目的地雁荡中学，在那里吃了晚饭、打地铺休息了一夜。

　　上世纪70年代，知识青年都要被下放到农村或者偏远地区进行农业生产劳动。1973年，应有珍初中毕业，也面临了这个尖锐的问题。“大哥、二哥、三哥都被下放，下放是要到新疆这类很偏僻的地方去。”提起自家兄弟受的苦，应有珍唏嘘不已。应有珍的二哥原本是成绩优异的在校初中生，被强制下放时才17岁。应有珍清楚地记得，二哥经过两年的劳改生活后头发全部花白了，还在第三年感染了肝炎，病得很严重。而当应有珍面临下放时，她的母亲做了一个决定，让老四代替她去黑龙江劳动改造。“我和二姐两个人都没有被下放过，家里的哥哥都去了，我们才能开始上班。”应有珍说，母亲认为男孩应该出去闯荡，也能承担起更多的苦。不过，当时有些人并不理解应有珍母亲的决定，认为女儿最终是要嫁出去的，儿子留在家里比较重要。

　　应有珍的第一份工作在路桥刀厂，最开始作为学徒的她每月工资只有14元左右，后来升为普工，工资变为25元。那个年代，买东西都要凭票，布票、粮票等都是按照人头分的，比如布票是按照一人6尺的量来分。生活有困难的人互相借票是很常见的事，因为母亲的善良，有时应有珍家会因为被借票而导致自己不够用。“物资比较匮乏，像鸡蛋这样的物件，也是有人借的。”应有珍笑着说，一般家里来客人，3个鸡蛋打在糖水里端给客人是比较客气的，曾有邻居就问她家临时借过3个鸡蛋。

　　在刀厂工作了15年，应有珍转到了路桥三医院继续做档案管理工作。1988年的三医院远远不像现在这般整洁、先进，医院内部的科室有些分布在角落里，环境也有些脏乱。“那个时候，大家看病不太积极，一般都是受不住了才来医院。”应有珍记得，1996年左右单位才有了第一台电脑，为了将工作做得更好，她特意向嫂子学习，并在最快的时间内熟练掌握了使用电脑的技术。

　　回忆过往岁月，既有欢乐，亦不乏艰辛。如今，应有珍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充实。一直梦想着环游世界的她已经走遍了世界五大洲，提到去年历经的22天澳洲自驾游，她更是有说不完的话。同时，令她备感欣慰的是，几位哥哥在经历年轻时代的磨难后，自强不息，成为了各个行业的人才，迎来了挫折后的灿烂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