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浙大的校园里，罗灵飞正吃早饭。


前排左罗灵飞（浙大），后排左陈通炬（复旦）、后排右章正法（浙大），高三时摄于路桥照相馆。


摄于1988年，海南“黄金海岸”边。
 

　　□罗灵飞/口述 罗文彬/记录

　　1981年高考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这一年，我以462分考上了浙江大学地质系。当时恢复高考不久，有孩子考上重点大学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我们家也不例外。全家人都为这件事感到振奋，就好像突然来了信心，做事、做人都有了底气。

　　因为“成分不好”，从小我就在同学中抬不起头，当我考上大学后，父母出门都觉得有面子。那一年，横街镇只有3个人考上大学，除了我之外，还有考上浙大的章正法，考上复旦的陈通炬。现在回想起来，所谓的一夜成名，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临近开学，我兜里揣着几十元钱，就上了开往杭州的汽车，开始向往已久的大学生活。读大学期间，我每月可以领到17.5元的困难补助和4元的贫困补助，这21.5元，就是我每个月的生活费。读书时，我没有向家里要过钱。

　　有一年听说豆腐营养好，又便宜，我硬是吃了一学期的豆腐。除了豆腐这个廉价“营养品”，大学那几年，吃得最多的是辣包菜、榨菜，为了不饿，就多吃饭。那时候按饭票打饭，米饭不够吃，好在女同学饭量小，会把省下来的饭票给我。

　　读大学时，印象最深的事是在大二。我发现教科书上有个结论错误，就向导师提出来，结果两年之后这个结论被改正过来了。这是大学时代一次追求真知的感动，但感动的事实在太多。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母亲一个人拎着20斤自家种的橘子来杭州看我。她不识字，也没来过杭州，在人群中看到她的那一刻，我知道，她受苦了。

　　除了这些感动的点滴之外，还有一台我最珍爱的三洋牌收录机，那是父亲用花了一整年赚的钱为我买的。那年，父亲随公社去海南种植杂交水稻，把赚来的360元全用来买了这台收录机，只为让我能更好地学英语。

　　1985年，大学毕业，我进入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现在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那时候觉得自己进了“中国情报所”，好了不起。后来才知道，中国情报所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整理国内外各类科学技术文献，利用各种检索工具和手段，开展计算机检索服务，建立中外文文献数据库，提供文献阅览、咨询、复制、翻译等情报服务工作。

　　如今的我，依然感谢当年的大学经历，就算在即将退休的当下，感慨这么多年来的起起伏伏，发现竟然都没有离开过自己学习的专业。

　　我常想，如果当初没有考上大学，现在的人生会怎么样？我相信照样会过得很好。生活是一门“学问”，跟学历无关，我喜欢老子的“无为”思想，准备退休后好好研究道家思想，现在常想着要落叶归根，回到台州这一方故土。

　　（罗灵飞：路桥区横街镇人，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今年52岁，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