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汤舜琴（右）与朋友合影留念


1959年汤舜琴和大儿子郑跃留念


上世纪50年代汤舜琴（后右一）与家人合影留念


1964年汤舜琴与丈夫及两个儿子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梁亦慰

　　一叠厚厚的黑白照片、几本纸张泛黄的旧书……不久前，家住银座街的汤舜琴老人将自己悠长的旧时光整理成册，郑重交到了路桥图书馆工作人员手中。至此，这段带有浓厚年代特色的记忆，被珍藏在了档案中。

　　汤舜琴幼年时，父亲是一位大地主，资产殷实，全家人生活得富足而快乐。除了管理自家的田地，她的父亲还先后办过麦厂、布厂与百货厂，做起大生意。他为人善良，从不苛责手下，经常将大米与衣物赠给生活困难的人。

　　“父亲叮嘱我用功读书，他说书中有黄金屋，学习知识马虎不得。”汤舜琴说，她谨记父亲的教诲，在黄岩读小学和中学时，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家里只要求我负责读好书，吃穿用都不需担心。”父母对她很好，穿的衣物布料皆属上乘，若缺钱花了，可以直接在家中厂子的抽屉里拿，肚子饿了饭桌上向来不缺鱼肉。

　　快乐而祥和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汤舜琴升上高中读师范部那年，随着解放后土地改革的到来，戛然而止。幸运的是，由于父亲主动将自家田地上交的开明举动，家人们并没有吃太多苦头。为了躲开这场风波，高中的寒暑假，她忍住思念，没有回家。

　　“我高中成绩很好，顺利的话，原本可以去浙江师范学院就读。”提到那时自己的大学规划，汤舜琴叹了一口气。最后打碎她大学梦的，不是动荡的家庭，而是当时极为凶恶的肺结核。她说，之所以患病，是被得肺结核的高中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所传染。就这样，汤舜琴一面治病，一面读书，坚持不落下数理化课程。那段时间，她把天台医院的病房当作寝室，奔波于学校、医院之间。好在家里还有钱，治疗肺结核的进口药一直未断过。

　　1952年，汤舜琴高中毕业。虽然身体状况不允许她继续读书，但在当时的社会，以高中学历找工作绰绰有余。在被多家单位抢着招聘的情况下，她选择进入学校当教导主任。“一开始还好，后来因为肺结核的后遗症，我不得不多次请病假。”汤舜琴回忆说，学校的态度因为她的病假变得愈发冷酷，最后竟然以家庭出身不好和假装生病请假的借口强制她离职。

　　令人想不到的是，这失业的阴影笼罩了16年。在家养好身体后，倔强的汤舜琴没有选择屈服，走上了“办药厂”和“讨说法”兼顾的路。邻居们羡慕她出色的工作能力和高收入，称呼她为女强人。自1961年第一次上诉起，她始终坚持为自己讨说法，一晃便过去了16年。1976年，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政策落实，被分配到当时的路桥医院，并当上了院长。“现在想起来，我自从高中以后，没过过舒心的日子。”汤舜琴的院长当得并不顺利。一次，她因为帮助友人，无意间卷入了两派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得罪其中一派后，处在了尴尬境地，小心翼翼地熬到了1985年退休，饱尝辛酸。

　　如今，81岁的汤舜琴已经满头白发，脸上温和的微笑中带着一丝落寞。几年前，老伴去世了，儿女待她很好，但孤独却无法避免。提到老伴，汤舜琴笑了：“老伴长得不好看，人很正直。他以前当官时从来没有偏袒、帮过我家兄妹，我明白，他是心灵美。”汤舜琴告诉记者，她身体不好，每天的休闲方式是看书读报，而一群优秀的儿女和孙辈成了她心里最大的牵挂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