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飞歌

——访浙师大人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葛永海副教授

文章来源：今日路桥　作者：项懿 　发布时间：2007年05月25日　

记者：葛教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能来路桥为我们讲课。中国的五千年历史下来，唐朝可说是最自由、开放的朝代。对内来说，从唐朝的服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开放性，而为什么现代的社会反而不怎么会接受呢？
　　葛永海：唐代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数得着的强盛王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出现，既为这个封建王朝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它赢得了来自世界的声誉。当然说它是自由和开放，这是相对而言的，同时也是有限度的，说文化交流可以，说言论自由倒是未必，如武则天朝任用酷吏，罗织罪名，人人自危。
　　唐代服饰非常有特色，尤其是女性服饰，在长安和洛阳，女性高髻低鬟，露面坦胸，奇装异服，标新立异。穿胡人服饰，学胡人化妆。这表明了民族交流与融合的成果。这有特定时代情境的规定性，当代倒不必刻意如此。
　　记者：对外来说，大唐帝国首都长安城可谓是海纳百川的国际性大都市，当时容纳了很多异国人士，像这一批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士，是怎么来到长安？当时的政府对这批异国人士是如何进行管理？
　　葛永海：唐代由于国力强盛，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来访，包括外国的使臣，来华经商的商队，来华学习考察的留学生，从事宗教活动的僧侣们，还有进献各种技艺的艺人，有从西北的“丝绸之路”来，也有从海上来。比如日本就派遣了十三批“遣唐使”来华学习。唐政府对他们一视同仁，有许多外国人甚至在中国经商、担任官职，直至终老。
　　记者：大唐帝国从建朝之初到末期都是民族大融合时期，他们的民族观念和心态相对来说都是较开放的，那么民族融合对当时的唐王朝起到怎样的作用？
　　葛永海：由于李唐王朝的先祖是鲜卑人，所以对于其他民族并无成见，如李世民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比如在唐朝廷中许多大臣就是其它民族，著名的如长孙无忌是鲜卑人，哥舒翰是突厥人，安禄山是中亚昭武九姓胡人，李光弼是契丹人。唐朝的灿烂文化正是民族融合带来的辉煌成果。
　　记者：隋朝二世而亡，当时的阶级矛盾异常激烈，那么能不能说唐朝的盛世是建立在隋朝的灭亡之上的？
　　葛永海：隋炀帝游扬州，最终荒淫误国，这为唐代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尤其是唐太宗时刻提醒自己，对自己的娱乐活动非常警惕，每每适可而止。唐太宗亲历隋末民间起义，深深懂得百姓反抗的强大力量，加上魏征等大臣的劝谏，所以能做到勤政爱民，开创盛世。
　　记者：易中天说，隋朝是大地主统治时期，到唐朝已经转向了小地主统治阶段，最典型的就是科举制度，您是怎么看的？
　　葛永海：魏晋南北朝极重门第，政权被世家大族把持，典型如东晋初始的皇帝司马睿，到了江南，甚至不得不看江左大族们的脸色，有段时间相当委屈。隋代开科举考试之先，唐代进一步完善，它的好处在于将那些不是世家大族的小地主（庶族地主）纳入到自己的统治体系当中，扩大了统治基础。同时把选拔人才的考试逐步的制度化、常规化。
　　记者：有人说唐朝的文化是奔放的，积极向上的，参加科考的人们常会选择天子脚下的南山隐居，并尽量想办法让自己孤高的声名、绝世的才情，传到皇帝的耳中，从而得到天子特召平步青云的机会，其中就包括著名大诗人李白，这种积极的民族精神是不是该提倡？
　　葛永海：你所说的是唐代著名的“终南捷径”，据唐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载：唐代卢藏用中了进士，隐居终南山中，希望被征召，后果以高士之名被召入仕，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司马承祯曾经也被召，将还山，尝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官之捷径耳。”
　　这在唐代应该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看起来象是“曲线救国”，但是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人对这些假隐士提出批评，认为是矫揉造作。李白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进入长安是受到道士吴筠的举荐，在长安失意之后，他浪迹江湖，似乎真心归隐了，所谓“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记者：侠客与妓女在每个朝代都存在，长安文化中的“侠”与“妓”与其他朝代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
　　葛永海：这个问题较为复杂，简单地说，唐代的“侠”与宋后的侠客有很大不同，唐代的“侠”大部分是属于上层社会的，他们的行为带有士大夫生活情趣的印记，这与宋后的民间侠客在“侠”的内涵和表现方式上都有不同。
　　唐代“妓”的情况也很复杂，它在很多情况下隶属于官方机构，如“官妓”、“营妓”等，现代意义上的“妓”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些四处游历的女艺人也被归入“妓”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