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国人的德性问题

——访台州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晁乐红

文章来源：今日路桥　作者：庄向娟　发布时间：2007年08月24日　

记者：首先感谢晁教授抽空给路桥的听众开一场这么有意义的讲座。关于德性问题，我的理解是，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看见有人随地吐痰，或者是随手将垃圾扔到地上，这些都体现了一个人的品行。晁教授，您所要谈的德性问题，应该不仅是局限这种小范畴内的探讨吧。
　　晁乐红：中国当代主要的道德问题是私德膨胀、公德不足。此处“公德”不仅仅包括不随地吐痰、爱护公物等公共场所之德，而是指更根本的公民德性——公民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利的美德。如，社会生活中的遵纪守法和规则意识、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等。在中国，熟人德性（包括家庭美德）泛滥导致公民之德发育不良，具体表现是：政治领域中当权者的腐败、公民行使民主权利时有失公正；经济领域中信用经济的落后、企业模式的家族主义；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的漠视法律甚至以情代法、重私德而轻公德等。
　　记者：那究竟是什么造成这样一些现象呢？晁乐红：究其原因，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是其产生的土壤；孔孟的儒家观念是其发达的强化剂；专制制度是其长寿不衰的制度保障。
　　记者：有一个具体的案例，我们想和晁教授共同来探讨一下。案例是：“你和某位值勤中的保安同事喝酒聊天时，工厂里不幸发生了意外事件，并且有位工人受了伤。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找到你做证明人。这个案子除了你之外没有别的目击者。你认为那位朋友有权要求你袒护他做假证吗?”（A）绝对有权利（B）可能有权利（C）毫无权利。对12个国家调查，选择C的比例：美国94%，荷兰92%，奥地利91%，加拿大91%，德国90%，瑞典89%，英国82%，比利时67%，日本66%，新加坡59%，意大利56%，法国53%。就这个案例，请晁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
　　晁乐红：好的。当代中国社会主要德性问题——亲人、熟人德性发达，而针对陌生人、社会人的德性严重不足，即中国人不缺私德，但缺公德——公民之德。
　　证据：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当然中国人未必个个都利己心强烈，但一般说来，利己主义者毕竟很多；为公众为国家而献身的寥寥无几。”（日本人渡边秀方，《第三只眼看中国》）中国人眼中的中国：林语堂：“中国人既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国家和社会，而是为家庭而活着。”康有为就在《大同书》里提出“去家界为天民”，即废除家庭的主张。
　　记者：刚才我们也简单谈过造成中国人缺失公民之德，您能否从经济、意识形态、制度等各个方面，给我们做一个更为深刻的剖析？
　　晁乐红：那我就从你所指出的三个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
　　经济原因。传统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塑造的是家庭生活而不是社会生活，中国古人的理想生活是：“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尽心上》）；与此不同，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的商品经济必然产生社会成员广泛交往基础上的社会公共生活。两相比较：（1）前者彼此封闭，后者注重社会交往；（2）前者重道德礼仪，后者重利益；（3）前者重德治，后者重法治；（4）前者善于齐家，后者强于治国。
　　意识形态原因。孔孟之道的孝文化是私德泛滥甚至压倒公德的强化剂。在家国冲突中，儒家毫不掩饰地选择了家庭第一而国家第二，在孟子这里走向了极端，如，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履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孟子认为人生在世，首先要承担的是家庭成员的义务，其次才是国家成员的义务。尤其是“家国同构”理论的虚伪性：家庭的联结纽带是血缘，国家的联结纽带是利益。治家靠情，治国靠理（规则或法制）。以情代理，（1）用于治国，必然有行权者腐败。（2）用于搞经济，只能有世袭制的家族企业，难以维系和强大；同时信用经济萎靡不振，只能发展消耗资源能源的、不需要服务的低端商品。（3）用于社会生活则混乱无序，表现是法制观念淡薄，规范意识缺乏。
　　制度原因。专制制度抹杀了公民权。作为长期的东方式专制王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宣扬的德性主要是忠，宣扬孝只是达到忠的手段。对庶民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在强烈的压迫和统治下，效果却是物极必反，臣民只能以极端的自爱来自保，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解放后仍然保留了这一国家（公权力）对个体（公民权）的绝对至上性。如，作为控权法的宪法有名无实，因为真正可以起诉公权力的行政诉讼法是1989年才诞生的。而且，我国自1949年后一直采用、至今也尚无根本改变的高积累、低工资制，遮蔽了公民的纳税人身份，遮蔽了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真相，使出钱者和花钱者大多弄不清钱的来龙去脉，似乎是国家在养活每个人。这一遮蔽带来的后果远远超出经济范畴，在政治、文化、伦理道德上产生了广泛、深刻的不良影响。一方面是公务员们缺乏公仆意识；另一方面是广大公民没有作为纳税人而具有的义务感、自豪感和主人翁感。
　　记者：中国人不缺私德，但缺公德，可谓是根深蒂固。按照您的分析，我对照自己以及周边的一些情况，发觉正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要改变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晁乐红：首先，我们要解放观念——圣人死了！历史证明，凡是需要圣人、英雄、伟人的国家和民族必将随着他们的性格而沉浮不定。如前苏联，如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教训。让所有的圣人永远地从神坛上走下来。臣民、奴隶需要圣人，公民社会只有制度规范中的行政人。（1）消灭个人崇拜。（2）对领导人客观而正确地要求和期待。（3）加强规范和监督。
　　其次，则是要提高公民自身素质。没有权利只有义务是臣民；但有了权利不能正确使用也不是合格的公民。当前中国因公民素质低下，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多年来基层选举的反复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前几年开始的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选举更需要公民民主素质的普遍提高，而在短时间内提升公民民主能力是新时期中国人所面对的重要挑战。人的进步是根本，是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内动力。其途径是：（1）普及义务教育，扫除社会文盲。（2）对社会成员进行宣传教育，加强其公民观念和意识。（3）广泛开展社会性活动，培养公民的参与热情和理性能力。（4）大胆地进行公民政治生活的实践，正确地面对和看待其不足和失败，这是为获得进步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记者：我们不仅要从细节做起，不随地吐痰，不损坏公共财产，节约每一滴水，用好每一度电，更要提高我们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利的能力。通过改变我们个人的德行，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修养。再次感谢晁教授带给我们这样有意义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