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对发展民族艺术的宏观思考与实践

——访中国美院教授、潘天寿基金会副会长卢炘

文章来源：今日路桥　作者：庄向娟　发布时间：2008年02月22日　

记者：二十世纪中国画领域纷争是颇为激烈的，而潘天寿是中流砥柱，对民族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卢教授，潘天寿作为中国画“特色论”的带头人，他的学术主张是什么？
　　卢炘：潘天寿的学术主张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即：发展民族绘画，振兴民族精神，坚持民族特色，反对中西融合。他的学术主张具有鲜明性、针对性和一贯性。
　　记者：您能详细讲解下潘天寿的“四论”吗?
　　卢炘：“精神食粮论”要义：其一，认定文化艺术是人类的精神食粮；其二，要创造美的情趣以养身心；其三，艺术当与旧文人的游戏把玩不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他不但一遍遍将艺术称之为精神食粮，而且对于艺术产品的生产者，又有一种合时代的自觉的新要求。
　　“民族精神结晶论”是潘天寿一生数十万字画论的最重要的基石。潘天寿为何一再强调民族风格、民族精神，原因很清楚，因为有人要“西化”，要取消中国画，他不能答应。他针对性很强，他要捍卫民族绘画。同时，请注意，在所有关于中国画的论述中，他从来不局限于就中国画谈中国画，着眼之处皆是整个文化领域，而分析种种文化现象又总是紧扣民族精神。
　　潘天寿字画论首先反复论证艺术与科学的不同，艺术是要讲究艺术主体与风格的。他以饮食爱好作比喻：统一是相对的，差别是绝对的，艺术也是一样。由此，得出“艺术不同论”。艺术与艺术要有不同，这包括两方面：就世界范围而言，各国各民族的艺术不相同；就个别艺术家而言，要有个性，要独创。
　　在他那个时代，主张继承传统，借古开今，在传承中发展的中国画家并不少，但就个人成就和态度的坚定性而言，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当推潘天寿为最。他一遍遍告诫自己的同道和大批莘莘学子：对民族艺术一定要有自信。由此，得出“民族绘画自信论”。
　　分析潘天寿关于发展民族艺术的学术主张之立论基础，我们概括出以上四论，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十分严密的。　“民族绘画自信论”，除了要对民族绘画的历史成就有基本把握，　“艺术不同论”才是其最本质、最重要之理论前提；“民族精神结晶论”则是对“精神食粮论”之深化，又是“民族绘画自信论”之最后归宿。
　　记者：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林风眠等人提出了“调和论”，潘天寿曾含蓄地反对过。后来，潘天寿形象地把中西绘画成就比喻为两大高峰，借以拉开距离以增加高度，这就是著名的“拉开距离说”。您能给我们详细讲讲这个学说吗？
　　卢炘：　“拉开”和“调和”，实际即“分”和“合”。世事主合还是主分，大凡两者相比，大者强者主张合，因为合了以后他为主；小者弱者主张分，因为分了以后不至于被吃掉。大到国家地区是这样，小到企业公司、家庭也是如此。
　　我国的美术界从上世纪初开始，西风刮得比东风强，一会儿来自欧美，一会儿来自苏联。我们的美术教育几乎都是西式教育，有人会说现在的学校教育取自西方，西方先进嘛，学先进有什么错。问题是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普通美术教育，很长一段时间只学素描、水彩，根本不学中国画，中国画已经被西画“化”掉了，至少五六十岁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近几年情况可能有改变。
　　问题很清楚，有了西方艺术的大量涌入，有了“融合”，有了调和论，在西画的吞并势头之下，潘天寿才提出要保持距离、要拉开距离，目的是保护自己民族的艺术。潘天寿要拉开距离，也就是使民族艺术的特色得到加强。另外，潘天寿提出与“调和”对立的“并存”主张，不存在否定西画的意思。至于如何拉开距离，潘天寿也说得很明白，这就要“扬长避短”。
　　记者：潘天寿还有个著名的“借古开今说”，对吧？
　　卢炘：没错。20世纪初期，西方新的美术思潮和流派的兴起，都是以“反传统”为口号的，甚至没有出过坚持传统模式的革新大师；与其相比，中国的“借古开今”口号似乎不够响亮、不够彻底，但中国画坛却实实在在出现了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这样的革新大师。对于中国而言，　“借古开今”没有丝毫保守的成分，却是一个进取的口号，口号本身其实也不是潘天寿的独创。只是潘天寿所处的时代——20世纪传统不受重视，重提此论，　“借古”有某种校正之作用，　“开今”又有“创新”之启示，所以颇有现实意义。
　　可以说潘天寿“借古开今说”，给中国画“扬长”指出了一个方向，需要再强调一下的是：借古，并非简单的临摹古人，古人重临摹也重写生；开今，必须有今人的情感、精神面貌融会其中。潘天寿反对“推翻一切旧东西，才能建立新东西”的观点。
　　潘天寿就艺术的“源与流”、　“常与变”、“共性与个性”都有过非常精辟的辩证论述。所以，著名美学家王朝闻称其“掌握了和运用着辩证法”、　“这个堪称中国文化的骄傲的大画家，同时也是一个出众的理论家”。
　　记者：作为一个艺术大师，在研究传统入手、抓紧教学改革的基础上，还应该推陈出新。那么，潘天寿在艺术创新上，有哪些表现？
　　卢炘：简单地说，表现在五个方面：改变传统折枝花卉的画法，把花鸟放到大自然中去表现；承文人画的优秀传统，改变文人画的图式，在构图方面有大的突破；尝试花鸟画与山水画相结合的新画作问世，大别于前人；推出巨帧大画，针对“中国画不能画大画”论给予有力反驳；创作指墨作品，发展中国画的特色。
　　记者：潘天寿在艺术创作上是收获丰硕的，这得益于什么？
　　卢炘：天、地、人三者皆备，是其创获的必然性。
　　从时代需要来讲，潘天寿自觉地担起了捍卫文人画的重任，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他终以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杰出成就，在三次大冲击中，成了中国画领域的中流砥柱。
　　从个人素养来讲，他事业至上，放眼全球，一切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具有抓大事的领袖气质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潘天寿的独立人格向来被美术界所崇敬。他的人生态度是率真处世、务实求真。
　　从客观条件来讲，1957年美术界批了民族虚无主义，时任国立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潘天寿，正是在此时被推到了台前，从此他成了美术界执牛耳的人物，潘天寿得到了实现自己理想的空间；潘天寿同时兼任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苏联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文革以前的那些年，国内政策有过相对宽松的一段时间，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也有过一些改变，老画家、老教授相对受到尊重，他们的意见也常常被领导采纳；潘天寿画了那么多创新的大画，自然也是客观上允许，有需求。
　　记者：潘天寿做为一名历史人物，他对社会有着怎样的意义？
　　卢炘：潘天寿真正的意义及影响在于他身后，民族艺术的发展没有停止，他的理论与实践，促成了“三个形成”：即，形成思想体系、形成教学体系、形成一个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