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贝尔文学奖说开去——解读莫言

文章来源：今日路桥　作者：李承静　发布时间：2016年07月08日　

　□本报记者  李承静

　　记者：2012年10月11日，对中国当代文学界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作家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结束了“诺奖无中国作家上榜”的历史，也让莫言个人的声望达到顶峰。莫言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作家？他的作品为何能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顶级殊荣？

　　王慧：尽管过去了四年，但关于莫言，最热门的词汇依然是“诺贝尔文学奖”，而且它的余温还能持续一段时间。瑞典文学院诺奖评委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对莫言的评价极为中肯：“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他很好地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们。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

　　对于莫言的获奖，国内评论在一片弹冠相庆的背后，也有几种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这是魔幻写实激发西方想象因而获奖的，也有人认为这是诺奖评委为了攀附中国文学市场而给的“人情奖”。对于种种不同的声音，莫言的态度倒是非常淡定，他表示：“我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记者：有人说，莫言是一个很典型的地域特色的作家，他的人生经历便是他创作的宝库，对此，您怎么看？

　　王慧：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已经是国内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除了赢得一大批的读者之外，也给他带来很高的荣誉。其中，《红高粱》获得1987年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生死疲劳》获得2008年第二届红楼梦奖，《蛙》也曾获得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等。

　　莫言，这名来自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故乡高密东北方向的大栏乡更是被莫言拿来当作原型，构建出“高密东北乡”，这是一个充满近乎乌托邦式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用过去的美好，反衬当下的丑恶，用理想中的纯真，来渲染现世的浮夸。

　　记者：对高密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来自《红高粱》里的那一段：“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作为读者非常熟悉的一部小说，《红高粱》在莫言的一众著作里面享有很高的地位。王老师，您怎么评价这部小说呢？

　　王慧：《红高粱》以抗日战争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高密东北乡的民间生活为背景，故事中塑造的一系列抗日英雄却都是正义和邪恶的化身。主人公余占鳌是一个热血汉子，身体里面充满了正义与野蛮，为了心爱的女人去杀人放火，并且霸占了之后成为他妻子的戴凤莲。余占鳌为报仇雪耻，苦练枪法，把曾经非礼过他妻子的土匪一网打尽。余占鳌抗日，但他并没真正地认识到抗战的本质。他身上散发着十分鲜活的人性，也充满了野蛮与无知的兽性。

　　在小说中，莫言塑造了一个在伦理道德边缘的红高粱世界，一种土匪式英雄，他们做尽坏事但也报效国家，他们缱绻相爱、英勇搏杀，充满着既离经叛道又拥有无限生气的时代气息。

　　在我看来，《红高粱》传递了一种自由、感性的生命精神以及自在、理想的生存状态。它不仅仅包含了丑和恶的东西，也包孕了美丑对立、善恶交织、瑕瑜互见的一种文化形态和审美形态。用鲍列夫的话说便是：文学应向现实和未来同时开放。